谈及1894年，大家肯定对中日甲午战争非常熟悉，但是那一年爆发的疫情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894年，全球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爆发，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达到了最高峰，此轮鼠疫先后波及人口达1亿，疫情之重，使得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六十余国家也先后沦陷，死亡以千万为计。面对鼠疫的肆虐，如何治理成为了各疫区所在地政府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大家好，我是专注于讲述历史故事的五分侠，今天我们来聊聊：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下的广州、香港与澳门的官方应对措施。“鼠疫”，是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是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类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十四世纪时被称为“黑死病”。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并非始于1894年。根据学者研究，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风暴起于云南地区，盛于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继而传向了世界各地。从1890年2月开始，每年的2到5月广州均会发生鼠疫小流行，直到1894年才开始变成大规模流行。1894年3月，鼠疫由东莞、南关、新城传播至广州城内，衙门、八旗驻防之地及公馆也无一幸免。清初，满清政府恢复了中国传统灾赈制度、推行赈济措施，其中报灾是最早恢复和建立的荒政制度。所谓“凡地方有灾者，必速以闻”，主要是将灾情和灾伤损失等信息迅速、如实上报上级官府至朝廷，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救灾措施。按照《清会典》所载，对灾情的处理妥当与否是官员升迁、罢黜的重要考核指标。然而到了清末，为了保全官爵，地方官员瞒报灾害已经成为了当时的普遍现象，广州官府在面对疫情时并没有及时向朝廷奏报，反而严防民众散布“流言”。广州地方对鼠疫缺乏科学认知，对疫情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并没在最佳防疫阶段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这才导致了鼠疫的持续传播。其实不仅是官方，中、下层百姓对待如何防疫也是茫然无措。有的因出门拜客染病，有的因探访病患染病，还有的因为亲人料理丧事染病，总之，市井街巷、茶馆酒肆、庙会，染病暴亡者不计其数，广州城内恐慌一片，一时间，鼠疫大肆传播。1894年5月，广州的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广州官府无法再置若罔闻，这才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广州官方的应对措施概括起来大致有三条：1.建醮（jiào）祈禳（ráng）。广州府张润生于城隍庙祈禳，并刊布告示禁止宰杀和捕鱼。2.出动官兵清理人口聚居区。官府指控外乡人是瘟疫的始作俑者，责令将居住在广州城内的外来务工人员与未携带路引的人驱赶出城。3.保障广州八旗兵勇、官员家眷、旗民、外国使领馆以及外籍商民安全。在官方的应对措施欠缺以及医疗资源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士绅则积极开办善堂，设方便所，编制印刷医书，延医治病。一些官员个人也请人备制药丸分送病患。但无论是官员还是士绅，对鼠疫的肆虐其实都束手无策，官方的缺位仅依靠民间力量是无法进行弥补的。面对这种情况，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隔离观察疫区来的人，一些有些实力的人家则逃离疫区迁徙避灾。1894年5月，鼠疫传至香港。起初，广州鼠疫并未引起港英政府的重视，认为疫情并不会散播到香港。然而随着广州疫情的加剧，死亡人数的不断攀升，在港欧洲人开始恐慌。1894年5月10日，洁净局召开会议，正式宣布香港成为疫区，次日《香港政府公报》刊载了12条卫生条例。12条卫生条例把矛头直指华人社区，在占比甚高的华人群体中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反响。
华人并不想进入外国人控制下的医院或医船，因为进入这些医院就等于必须接受强硬的隔离与西医治疗。比起中医的“望闻问切”与抓药医病，清末时期，大部分华人仍坚持中医和草药医治，对于西医，华人群体不但不信任，还存在相当的厌恶和恐惧。这里的主要问题在于面对鼠疫时，西医不顾患者和家属感受的隔离措施让广大华人产生恐惧。在这次鼠疫期间，大量关于西医的流言传遍港岛，如指控西医剖开孕妇身体挖出孩童眼睛，来制造治疗鼠疫患者的药品；再如指控港英政府从学校中挑选儿童切除肝脏以此来提取胆汁治疗鼠疫。港英政府要求派遣专人对鼠疫患者的尸体装入棺椁在指定的地点进行埋葬，并撒以石灰进行处理。但当时的港英政府在面对大量的人员死亡时，相关工作人员人手不足且顶着被传染的恐惧，并没有妥善地处理好尸体。这种现实情况与传统的华人思想观念大相径庭，因而出现了私自秘密埋葬的现象，除此之外，也有华人为了躲避清洁和消毒措施，甚至把尸体弃于街头、山头。令华人最为抵制的莫过于条例中对于屋宇的检查与消毒。5月10日的洁净局会议表示：鼠疫危机期间在健康人群中发放药物是没有效果的，唯一要做的就是将所有患者带离他的所在地，并对滋生细菌导致疾病的屋宇进行彻底清洁。港英政府在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对下雇佣大量的清洁夫对太平山街区展开了清洁运动，其中约三百余栋房屋被拆毁，七千余名华人流离失所。港英政府组建的搜查队挨家挨户地检查鼠疫患者，但并不是所有的搜查人员都具备医务经验，因此根本无法分辨鼠疫患者的症状，这就导致了很多没有鼠疫的居民被带走并强制隔离。除此之外，搜查队还常在夜间进行检查，强闯华人住所，极大地加剧了华人的不满和愤怒，并引发了严重的冲突。随着更大规模的搜查工作展开，为了震慑华人社会的不满，香港总督命令“特威德”号炮舰停泊在太平山对面的指定位置，而《士蔑西报》甚至发文称应该用炮舰将太平山街区完全清除。一面是强硬手段下华人的恐慌，另一面是港英政府“以邻为壑”的默许，大批在港华人开始出逃。1894年，香港社会本有二十多万华人，但在疫情的影响下，有近半数人离开了香港，甚至出现“有一华船由广州载避疫人一百五十名至石龙，中途翻覆，悉数毙于海中”的现象。而选择留下的华人也试图把生病的朋友或亲属藏匿起来，以求躲过卫生搜查。香港的强硬办法在当时堪称“激进抗疫”，引起了华人社会的强烈不满。对比来看，葡澳政府在处理鼠疫过程中，相对香港的强硬办法则缓和很多。澳门在1894年鼠疫在香港流行时通过《澳门宪报》颁布了防疫条例，该条例主要以清洁环境以及防止鼠疫传入澳门为主：如“每日仍应将沟渠洗刷洁净，至华人所居坊约之沟渠尤属紧要”；“所有由省城或香港来澳之船及火轮渡船并小火轮渡等，务须委医局医生于各客未登岸之先，诣船查看”；“吩咐各船只由省城抑或香港而来者，若疑该船内人有病症，则不准登岸。倘查出果实有患病者，应将其人留于船内，随即照知医局医生，俾得前往验视”等。在具体政策的实施当中，澳门的条例只明确了措施与规定，但没有委任执行部门，也没有言其权限，甚至也没有如出现违反相关法例条文时应受到何种处罚。多的例子不举，仅针对“消毒处理鼠疫患者屋宇”一条来进行比较，澳门与香港的做法也有较大差别。澳门要求医疗部门派遣一名医生前往患者屋宇进行清洁视察，但并不会强制迁出居民，也没有消毒要求。澳门的防疫措施取得了民间良好的反响与配合，此处来看，澳门的相关防疫政策应是相对“中间道路”的一条办法。清末广州官府“官方躺平”的表面下是防疫手段的缺失，民间对于病人的救治实际上并不能很好地控制疫情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受制于官民医学认知所限，另一方面也和晚清政府财政紧张有着脱不开的关系。首先，港英政府出于医学自信，以强权姿态颁布执行遏制疫情的相关办法，激起了华人社会的极大不满，加剧了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隔阂。其次，港英政府的防控代价十分高昂，然而1894年的香港鼠疫并未因为其强硬的防控手段而停止。自1895年开始，香港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同等类型的鼠疫，比起广州、澳门因鼠疫丧生的患者，虽然因当年香港鼠疫丧生的仅有两千多例（1894-1909合计13000余人），但这是建立在大批华人出逃的前提之下。不过还需要客观地指出，这种“激进抗疫”并不只有缺点，由1894年鼠疫所引发的一系列改革让香港的医疗与卫生体制、建设传染病医院、改善公共卫生、完善城市规划以及健全排水、排污等系列措施得到了实施与落实，这是香港鼠疫防治的积极意义所在。澳门相对“中间道路”的政策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虽然葡澳政府在面对不同的文化群体时，可以从互相合作和协调的方式推行防疫政策，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官民冲突。但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这种“中间道路”最终也造成了澳门因鼠疫丧生的总死亡人数高达两万之众。澳门相对“中间道路”的防疫措施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其以较小的人口基数和较高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疫情重灾区的香港。最后，面对公共突发卫生事件时，摆在各疫区政府面前的又何尝不是一道“电车难题”：“躺平”要挨骂，“激进抗疫”也要挨骂，走“中间道路”的结果虽然不至于遭受骂名，但其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很多人纠结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进行疫情防控才能最大化地满足社会需求，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总是非常骨感。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中间道路”，因为没有一种特别行之有效的方案可以照顾到所有人群的感受。实际上，面对诸如此类的“电车难题”时，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且只有一个：鼠疫其实从未真正结束，人类在传染病的肆虐下显得相当渺小，但是随着人类对相关病理的深入研究以及疫苗的问世，鼠疫的死亡率才得以大幅降低，社会因此不再恐慌，鼠疫也才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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